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最终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经由权利平等,提高低收入者致富的机会和能力。


  避免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


  实现共同富裕,要避免以下认识误区:


  首先,富裕不等于财富水平高。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财富水平高,可能仅仅反映了账面资产多,而非收入流量高。转移支付可以为低收入者积累较高的账面资产,但是如果资产的使用效率不高,不仅不会带来收入的提升,反而为受援助者带来负担。

  例如,某些地方为农村地区建设图书馆、公厕、水管等基础设施,但是建成后却无力投入维护资金,致使公共设施废弃闲置。

  要避免单纯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财富水平的做法。


  其次,共同富裕不能靠政府负债来维持。通过政府负债提升公民财富,会带来账面资产的增加,但也容易带来资产产权不清的问题,从而导致资产的实际利用效率低下。

  例如,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城市建设开发,形成了大量闲置的工业用地,积累了债务风险,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推高了房价。某些地区投资修建的保障房,投入高,但是净产出的土地少,且有不少建好的保障房闲置。为化解债务,某些地方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垄断的范围,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

  只有进一步减少行政垄断,扩大市场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为长期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第三,共同富裕不代表资产共有。人人有份导致财产权分散,资产共有带来资产的使用效率低下。归根结底,是人创造了收入,而不是物质资产创造了收入。资产共有削弱了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激励个体有效利用资产。将资产集中在有能力创造收入流的人手里,从而扩大资产的使用效率,再通过税收、保险、慈善等方式调节,比资产共有能更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


  权利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赋予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作共同创造了收入。收入是靠人来创造的,如果仅仅是拥有物质资源,而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也不能持续地创造收入。许多功成名就之士,拥有不少资源,但是缺少人才让这些资产变现,也即利用资产创造收入。人对生意机会的警觉及判断力、构想生意模式的创新力、协调多个利益群体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拼搏努力,才能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

  低收入群体缺乏物质资本,但是未必缺乏判断力、创新力、整合能力、勤勉努力等多种能力。这些能力的发挥,有赖于低收入群体获得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

  然而,当前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权利及致富的机会。

  例如,大城市是低收入群体利用劳动力资产致富的重要场所,但近年来个别大城市奉行的“赶人”政策约束了这个重要的致富途径。伴随批发零售业的衰落,大批小微企业主及员工进入大城市从事网约车、外卖、快递员等工作。但是大城市的一系列教育政策、网约车政策,与户籍制度相结合,在限制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迁徙权的同时,尤其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利用其劳动力致富的途径。公办学校等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导致外来人口子女不得不返乡上学,无法随父母迁入大城市。政策要求网约车司机需有这些大城市的户口,限制了外来人口的职业选择。紧张的土地供应导致大城市的房价房租较高,提高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居住成本。

  又如,农村居民具有宅基地等土地资产,但是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使用宅基地建设商品房并以此做抵押融资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致富的门槛。

  另外,受限于国内要素市场的分割,小微企业普遍缺少资金及土地等要素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跨区域放贷,缺少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环保、土地等政策使小微企业较难获得合法的用地空间,提高了小微企业主经营企业的门槛。小微企业是大量普通劳动者就业的主体,更多的小微企业、更低的经营成本,方能有效促进广大低收入群体致富。

  赋予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为其发挥才能创造条件,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可以更有效地结合,不但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也能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这也是2021年8月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的题中之义。


  如何促进权利平等


  针对上述妨碍低收入群体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痼疾,笔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增加人口在大城市、城市群的自由迁徙权。减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障碍,降低外来打工人口子女在大城市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减少对外来人口从事网约车等职业选择的限制,这可以增加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权利,为他们增加在大城市中致富的机会提供条件。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应,降低外地人向大城市举家迁徙、居住及生活的成本,同样可以增加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致富的机会。

  其次,完善农民宅基地财产权体系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农村宅基地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根本上是因为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和使用制度,一方面在农村形成了大批合法与非法的一户多宅,另一方面困难居民无力盖房,无法真正享有宅基地权益。伴随建设用地指标的日趋紧张,某些地区的宅基地审批已暂停多年,居民的宅基地权利无法真正兑现。

  完善农民宅基地平等权利的一种办法,是将宅基地由实物地块,转变为可以交易的权利。需要清楚界定宅基地的资格权与使用权,允许资格权通过市场交易或置换保障房有偿退出,形成可以跨城乡流转的权票,并允许农户跨村购买权票并有偿使用宅基地,从而真正兑现农民的宅基地权利。

  第三,跨省用地指标交易是缩小地区差距及城乡差距的重要抓手。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价格高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价格高于农村地区。将落后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通过复垦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转让给发达地区的城市,让落后地区的农民有权分享发达地区的城市土地增值,可以提升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也可以促进城乡空间更合理的布局。

  2007年开始在重庆试点的地票制度就是利用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为落后地区农民购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现一户多宅的有偿退出、为扶贫和生态保护提供支持的一种土地产权交易制度。地票,是指农村土地权利人自愿将其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按规定复垦为合格的耕地等农用地后,因建设用地减少而形成的用地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重庆地票的购入方主要是中心城区的平台公司,在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含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用地)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时使用。地票将土地权利从偏远的农业地区转移到了发达的城市地区落地使用,利用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大幅提升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权利价值和农民收入。

  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是老年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重庆允许参与地票复垦的农户购买标准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50岁以上农户仅需一次性交纳4.1万元,即可在男60岁、女55岁后,每月领取养老保险,这笔钱500多元开始,每年每月逐步提升,至1080元。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养老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重庆的地票制度若能推广至全国,实现地票(建设用地指标)的跨省交易,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共同富裕。据统计,自2013年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全国范围内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多达4400多亿元。构建地票跨省交易制度,有助于降低发达地区的用地成本,同时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第四,优化乡村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少数农村居民因“上有老、下有小”而返乡,但白天无事干,聚集在乡镇打麻将。部分返乡居民办小微工厂,为其他返乡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因交税少、环保要求高,小微工厂缺少合法的土地供应。可以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乡镇与村庄规划调整,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微产业园,在不损害城市土地供应的情况下,为小微企业创造空间。环保政策也应精准分类,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条件。

  第五,破除要素市场的区域、城乡分割,为小微企业构建城乡统一、区域统一的要素市场。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跨区域发放贷款,鼓励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探索更多服务小微企业主的金融产品,打通为小微企业主提供资金支持的通道。




(来源:第一智库网)


2021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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