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民为社会主流、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商业纵然再繁荣,也没有办法自发地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如果你一定要说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也只是永远长不大、发育不了的商业巨婴。就像小龙虾再怎么长个,也是变不成大龙虾的。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外来因素的刺激,将中国卷入全球的现代化浪潮。


  一、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

  现在,你遇到两个概念:商业与资本主义。你想一想: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是不是商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


  法国有一个大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他以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而闻名天下。你或许知道,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托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商业在欧洲是最发达的。特别是威尼斯,更是繁荣得不得了,莎士比亚还写过《威尼斯商人》,将犹太商人夏洛克刻画得栩栩如生。奇怪的是,威尼斯商业如此发达,最早的资本主义制度竟然不是出现在意大利,而是伊比利亚半岛与荷兰、英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布劳岱尔就讲,商业不等于资本主义,商业古已有之,有买卖就有商业,但资本主义是一种近代的现象。商人与资本家虽然都以赚钱为目的,但资本家用一种非常理性的方式赚钱,并且发展出一套现代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用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形象说法,叫作“数目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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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许纪霖;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时间: 2021-03


  当然,资本主义也不是与商业一点关系也没有,确切地说,它从商业精神发展而来,又比商业更加制度化、系统化。所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在欧洲经历了两个阶段——垄断的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16世纪,最厉害的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一大拨野心勃勃的商人,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权和专卖权,漂洋过海从美洲那里搞来白银,到亚洲来交易瓷器、丝绸和茶叶,回到欧洲再贩卖,那是上百倍的暴利啊!这是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阶段。


  但真正的资本主义典范,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市场经济,是要到17世纪之后。最早发现资本主义秘密的,是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他说,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核算投入产出的会计制度,另一个是非人格化的人员管理制度,这在之前的商业文明之中是没有的。你想一想,今天的公司组织乃至于许多单位的管理,都是按照这两条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来确立的!


  这套被黄仁宇先生通俗地形容为“数目字管理”的制度,最早在17世纪荷兰的银行业出现,然后在18、19世纪的英国企业得以完善,再加上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使得资本主义升级为典型的2.0版,即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虽然后来它有很多的变种,但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为什么郑和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曙光?


  明白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创业史,现在就可以回过头研究中国了。


  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最早是从哥伦布、麦哲伦远航探险以寻找商机开始的,但是咱们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可要比哥伦布早了一个世纪,船队的规模与气势也要比他们壮观得多,为什么郑和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同样的资本主义曙光呢?


  派郑和下西洋的,是朱元璋的儿子永乐帝。他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一心要继承元帝国称霸欧陆的大业。郑和七次出洋,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做生意,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乃是为了到海外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命各个国家和部落到京城来朝贡,让皇帝感觉万邦来朝的威严与快感。


  哥伦布探险,打开了商业资本主义通道,而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建立朝贡体系,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大明王朝做的是亏本生意,给藩属国的赏赐要远远多于他们的进贡,但皇帝不在乎,他要的只是面子,是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等到永乐帝死了,他的继承者们就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了,觉得这种远航劳民伤财,还是停了吧。明朝是汉朝之后又一个借助农民起义而成功建立的王朝,具有典型的农耕文明特点。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元朝是开放的、国际性的,是横跨欧亚的世界大帝国;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农民国家的基因便尽显本色,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叫“内向性”和“非竞争性”。


  大明王朝的经济政策,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说有三条:对外海禁、以农立国、商业专卖。


  先说对外海禁。元朝为了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民众可以随意下海,各国商船来去自由。现代的资本主义是以海洋文明为基础的,但明朝的皇帝出生于农家,非常恐惧大海。当葡萄牙的商船来到南海,想垄断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时,王朝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一声令下:“片板不许入海!”


  明朝两百多年,一直在为是否要实施严厉的海禁争论不休。海禁不是彻底的闭关锁国,只是为了维持一种贸易,那就是官家主导的朝贡贸易,其余的民间贸易,即使有,也要在朝廷的严格管控之内。当西欧的商船驰骋世界的时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之所以要有海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明朝作为中原王朝的政权,牢牢遵循世代的古训——以农立国。


  无论商业如何发达,中原王朝的社会基础永远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它的经济政策重心不在振兴商业,而是便利农业。为什么?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有一个普遍的观念:不患寡只患不均。商业的繁荣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动摇王朝的政权根基,只有广大的、均等的自耕农阶层的存在,才是政府财政的稳定基础。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近代欧洲王权的那种重商主义传统,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打下大明江山倚仗的是农民,保住大明江山也要依靠农民,而且是那些老实巴交、守住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为了有效地圈住这些社会基础,明代在乡村实行“里甲制”,十户人家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人家组成一“里”,设立里长和甲长,便于自上而下地收税、摊派徭役,管理无死角。至于那些四处流窜的商人,与流民一样,自然在盯防范围之内。


  不过,商业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即使垄断了对外贸易,国内也会形成自足的商业市场。到了明朝嘉靖皇帝之后,商业越发繁荣,社会风气也逐渐发生变化,士商开始合流,许多官员开始经商,商人也开始进入上流社会。


  不过,最厉害的商人还是官商,或者说有朝廷、大官作为靠山的商人。这与第三项政策——商业专卖有关。比如民众生活最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盐,就是政府专卖的。南方最出名的徽商,许多就是获得政府特许权的大盐商;在北方最出名的则是晋商,三大山西家族到了清代,在朝廷的特许下,垄断了国家的金融业务,其他票庄不得染指。


  那么,明清时期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发展出商业资本主义呢?绝无可能。朝廷要利用商人,但又时刻提防着他们——我让你闷声发大财,但你必须听话,不能有二心,形成有组织的势力。明代有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这些运河沿岸的商业大城市,但与欧洲的那些孕育了资产阶级的自治城市不同,它们只是行政中心和漕运中心,是政府权力控制最严格的地方。商人们虽有自己的行会,但绝对不容许跨地区,且要受到政府委派的“行头”的监管。


  在英国,中世纪的手工作坊通过技术进步,最终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或许你会问,中国古代的手工业这么发达,在世界首屈一指,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工业革命呢?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手工业是农业自给自足经济的延伸,是分散的、单干的,只是靠商业的销售网络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市场需求比技术进步更重要,把控了市场的商人比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更有话语权。流通主宰生产之后,商人就永远没有兴趣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资本家了。


  讲到这里,你一定已经明白了,在以农民为社会主流、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商业纵然再繁荣,也没有办法自发地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如果你一定要说明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它也只是永远长不大、发育不了的商业巨婴。就像小龙虾再怎么长个,也是变不成大龙虾的。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外来因素的刺激,将中国卷入全球的现代化浪潮。


  责任编辑:昀舒



(来源:钝角网)


2021年0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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