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理查德·戴维斯(英国央行经济学家)提供的案例,经济增长的张力是由以下因素共同决定的:政治治理;动态转型能力;城市化;以及动态的技术进步(科技创新)。


  一、关于政治治理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理论到实践,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政府(最初是君主)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从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从负面清单变成了正面清单,从天赋权力变成了人民授权。古希腊推崇的是精英政治;古罗马经历了从共和到集权、从世俗政治到政教合一的政治治理的演变,起源于古希腊的精英政治也就随之蜕化成为集权政治;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到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了限制君主(政府)权力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顺应了发展贸易和市场交易的经济需要;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随后由法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运动,把政治治理推向民主和宪政,尽管历史学家和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对法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理性是否有助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良性演进持有异议,但很少有人对政治治理走向民主和宪政持有反对意见。


  民主与宪政为何重要,因为它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权力,扩张了市场的边界,并可迫使政府从攫取型的变成普惠型的与服务型的,通过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张力。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后获得更多自由的意大利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脱颖而出;受新教运动影响最大、在当时欧洲政治统治最为宽容的荷兰成为远洋贸易大国,相反,处在集权政治统治下的西班牙虽有远洋却没有自由贸易,最后未能崛起;英国则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化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代社会,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国家先后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成为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也就只有少数几个发生了政治治理结构民主化改革的经济体,比如日本(1946年的麦克阿瑟“宪政改革”)、韩国(1980年光州起义后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转型)、中国台湾(1986年开始先后开放党禁和报禁),还有推行多党制与普选制的新加坡等。凡是没有发生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最终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停滞不前,有些国家还不幸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2011年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更为令人信服的结论。经过回归分析,在一个以民主程度指数为横轴、人均收入为纵轴的直角坐标系中得到了一条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耐克曲线”。横轴民主程度指数的计量采用的是四个制度代理变量,它们分别是:中央集权、混合政权、有缺陷的民主,以及完全民主。从靠近坐标原点的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耐克曲线”表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发达水平高度正相关。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在政治民主化程度很低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少数几个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从样本国来看,主要是中东石油出口国,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肩,但由于其糟糕的政治治理结构,这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极为明显,财富基本集中在王室成员手里。更何况,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张力,其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石油储存量,以及石油价格的波动。


  二、关于动态转型的能力问题


  为什么需要转型,是因为原来的政治治理结构或者经济结构已经失去张力,导致经济增长走向衰落,甚至完全没有了韧性。


  动态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通常会遇到以下因素的阻挠:一是路径依赖;二是经济粘性。这两个因素有时可以单独发生作用,有时则可共同发生作用。


  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的主要成因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或者调整的阻扰。既得利益者在旧的治理结构或经济结构中投入的资源越多(这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沉没成本)、获利越高,就越容易反对任何走向新的治理结构或者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


  粘性从物理学的定义来讲,是流体的一种宏观属性,表现为流体的内摩擦。如果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与经济活动,那就应当将其理解为改变本身的困难,而不是存在于路径依赖中的改变的困难。改变本身的困难是指改变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也就是物理学所说的摩擦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置成本”在政治治理的结构转型中,英国与法国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英国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了君主、旧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妥协的君主立宪改革方法,1689年通过的《宽容法案》实现了宗教和解与权力分享。这一改革方法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它大大减少了既得利益者的沉没成本,并让既得利益者也可以分享新制度带来的红利。但是,由于英国的这种渐进演变留下了太多的传统,对英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便是旧制度留下的贵族价值体系,受这种价值体系的支配,英国资本家巴望着最终融入更受尊重的“绅士”乃至贵族那样的更高阶层,一旦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停止奋斗了,而英国残留的等级体系也巴不得要接纳他们,以便使得自己的存在显得更有价值。因为有这样的体系存在,英国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性很差,从而也更加向往可以突破这种等级体系的新大陆而纷纷移民北美,而在英国本土也因为企业家精神的衰竭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张力。


  法国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如果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而造成的,那么发生在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属于“平民造反”。其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法国统治者的绝对短视,他们居然会抱着“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样的想法去占有与挥霍法国民众创造的财富,这不仅让法国经济增长失去了张力,而且还丧失了至关重要的韧性,于是,刚性的革命就是必然的了,其结果就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大革命的滔滔洪水将法国社会冲了个底朝天;二是法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启蒙运动误导了法国社会的变革,将真正需要的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重农主义(法国的重农主义想要建立的不是一种有生产力的经济体系)向重商主义的转型导演成为一场旨在追求平等的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悲剧性的。


  没错,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但是政治或者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当把革命的目标定义为平等时,所有会造成不平等的因素都必须加以剥夺,于是最容易造成人与人之差别的“自由”和“财富”就必然会成为革命所要剥夺的对象。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雨果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人性的丧失。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并未带来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至此,自由与平等能否兼容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埃德蒙·柏克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反思法国大革命》2014年中文版)发现了暴力革命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定律,后人以其名字命名,将此定律称为“柏克定律”:“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政治文化传统,回到秩序和传统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发展”。


  由此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法国因为革命而导致转型失败,法国没有能够像英国一样通过转型走向工业文明。革命为何会导致转型失败,因为从本质上来讲,革命只是一种权力再分配,革命就是通过权力再分配来实现财富再分配,它没有进化,只有破坏,凡是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底层居民贫困的民族,最终都无法走出旧制度,相反,会更加容易陷入一个不断革命的“熵循环”,这就是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天下皇帝轮流做”。法国大革命失败导致法国未能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法国的重新崛起靠的是拿破仑以后软弱的政府与周边资本主义发展。

  在比较英国与法国的社会转型之差异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说:英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将自由置于优先地位,而法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拉丁人将平等置于优先地位。这种看法恰好是把因果关系给弄颠倒了。正确的因果逻辑是:就英国来说,是政治治理结构的改革造就了自由;对于法国来说则是不平等带来了革命,但是革命未能带来平等,反而消灭了自由。总之,英国社会转型成功是因为它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转型,能力源自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法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法国始终缺乏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体系的资产阶级,由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合力所推动的一场社会变革,只能是权力与财富再分配的革命。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经济转型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层面的转型;二是经济或者产业结构的转型。前者关系到整个社会,后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某个地区(城市)或者部门。


  从经济体制的转型来看,中国是成功的,俄罗斯是失败的。中国与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从低效的计划经济转向有效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因为有能力而完成了转型,俄罗斯却因为没有能力而导致转型失败。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大量的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体制转型的方法与路径上,而不是能力上。于是就把问题引向激进改革好还是渐进改革好,以及何种改革的线路图更优等问题的讨论上,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但是从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与失败主要取决于能力。能力来自何处?仍然是本文所反复强调的自由与财富。


  同样是计划经济,中国与作为俄罗斯前身的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从国内经济来看,前苏联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中国则是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看,前苏联与美国处在冷战状态,而中国则处在两个体系之外的第三世界。这两个区别使得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的能力远远超过俄罗斯。


  中国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长期存在体制外的力量,通过非正规市场的交易保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保留了可贵的经济自由,并造就了一批潜在的“企业家”,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部分力量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确保转型的成功。中国不参与美苏两国之间的冷战,那就没有把财富耗尽在军备竞赛上,尽管存量财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但在转型后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是值得赞赏的。


  前苏联属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体制外的力量。在国际上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大量的财富被用于军备竞赛。经济增长的张力与韧性尽失,这既是导致前苏联崩溃的原因,也是造成俄罗斯没有能力完成经济转型的原因。至于俄罗斯所采取的激进改革方法,虽然不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其转型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转型方法,那就会大幅提升其转型失败的概率。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转型能力越差,越需要放慢改革的步伐,以防止存量财富在快速转型中的流失,并等待市场力量的崛起。激进的俄罗斯500天转型方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像法国大革命时代浪漫主义启蒙派知识分子一样的错误。当然,激进改革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与俄罗斯采取同样的激进改革方法的中东欧国家,就有不少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如果把成功转型的部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做个对比,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是否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国家为何会比封闭经济国家更加容易获得转型的成功,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可以增强经济体制转型的能力。随着对外开放而来的外国企业和资本的进入,既可带来财富总量的增加,又要求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从而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可以实施对外开放型的转型,俄罗斯却不能呢?从历史上来讲,部分中东欧国家原本就属于西方(奥匈帝国成员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前苏联“解放”了,一旦“共产主义”解体,冷战结束,它们很自然地就会回归西方,所以向西方开放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就不一样了,它原本就不属于西方,又是冷战的旗手,与西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很难在一代人之间获得缓解,因此,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跨国公司)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路径依赖对经济转型的阻扰作用。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经济体制的转型能否成功,首先要看转型的能力,其次才是转型的方法。在转型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对外开放来借力是种明智的做法。转型能力之大小主要取决于自由和存量财富。转型方法的选择则需要根据转型能力的大小。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法,成功的转型都需要有“稳定器”。渐进改革的稳定器是本土的企业家,激进改革的稳定器是外来的跨国公司。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带来增量收入的增加,保证让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经济转型而获利,这被经济学定义为帕累托改进。当然,在实践中我们是很难区分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所以改革与开放互动、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和积极引进外来跨国公司的有机组合,可能是保证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更为可取的做法。在这方面,中国确实做到了,所以也就成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国家。


  接着我们来讨论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经济结构转型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趋势性的;一种是周期性的。比如,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所发生的经济结构的演化就是趋势性的;而发生在制造业中的主导产业的结构性变化则是周期性的。


  趋势性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往往会走向失败,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趋势性经济结构变化的因果关系。试想,假如没有制造业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哪来的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的需求,没有需求又哪来的服务业的增长。由此可见,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是可以理解的,而优先发展服务业则肯定是错的。


  在趋势性经济结构的变化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会趋于停滞,收入差距会趋于扩大。服务业发展为何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因为服务业大都不能带来存量财富的增长(消费与供给同时进行、不能储存和积累),不仅生产率低(影响收入的增长),而且大都具有非贸易品的属性(贸易是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的发动机)。服务业占比提高为何又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容易产生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制造业的基本特征是,对人力资本要求比较匀质,工作捆绑不存在极化效应,因此,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时期,收入分配相对均等,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吉尼系数”一般都较低。但是,服务业就完全不同了,服务业所聘用的要么是教育程度很高的医生、律师和金融等从业人员,要么是教育程度要求相对或者绝对较低的售货员与物流工等,这很容易产生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进而导致全社会“吉尼系数”的上升。目前世界各国中(包括一些国际性大都市),凡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两大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推进趋势性经济结构的转型呢?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策略是不可取的。在适时进行趋势性结构转型的时候,最好把生产性服务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带来供给和收入增长,它对制造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是互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产出大都可储存,从而可以增加存量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且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满足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服务业当然也需要发展,因为这可以增加人们的自由度,但应避免将过多的资源与财富用于发展几乎没有多大社会溢出效应的“服务业”,医生和律师这些服务都是有社会溢出效应的,然而纯粹的金融交易就没有这样的溢出效应,它的过度发展会造成金融不稳定性,并造成收入分配的极化,既不利于经济稳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由趋势性经济结构转型所产生的红利,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极为重要,因为这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更高生产率的服务业来增加收入和财富。


  现在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周期性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经济结构较为简单的小国、特定的区域或者城市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我们随手就可得到大量的例证来证明,对于一个小国、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或者一个特定的城市,假如不能及时地进行周期性的结构转型,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走向衰落。比如英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底特律与铁锈带、南美的阿根廷、阿拉伯中东等等。


  在讨论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需要把金融加以抽象。在把金融加以抽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造成经济结构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基础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当产品的生命周期进入衰退期之后,投资就会走向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就会缺乏张力。这时就需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至于政府干预,不管是扩张的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其作用都是为了稳定当下,而不是走向未来,故而对经济结构的周期性转型没有太大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最初是个别的,然后演变成为丛生的,这时一个新的主导产业便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也会随之开启。人们喜欢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产业革命”或者是以康德拉基耶夫名字命名的“长周期”。


  在周期性经济结构转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情况造成了某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经济失败:一种是周期中被替代;另一种则是被周期所淘汰。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格拉斯哥和底特律,第二种情况的案例则更多了,南美阿根廷、中东产油国、美国的铁锈地带,以及中国的东北等不胜枚举,但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日本。


  英国的格拉斯哥是一个以造船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由造船业带起来的产业链排斥了其他产业的存在,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因此,该城的经济其实非常脆弱。最后因为不能在产业组织和技术上进行创新,而被日本所替代。首先,造船业是一个明显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但是格拉斯哥的造船业却由数十家没有规模的中小企业在分散制造、过度竞争。与此相反,战后的日本在把二战中用于军工生产的造船业改造成为生产民用船舶的大公司以后,迅速获得了规模经济,从而在产业组织上超越了英国的造船业。其次,在技术创新上,英国格拉斯哥的造船业又连输两城而败给了日本的造船业:一是当日本开始用平台新技术造船的时候,格拉斯哥却还在沿用其创业初期形成的沿着河海岸斜坡造船的旧技术,其施工效率就要比日本低得多;二是当日本开始使用焊接技术造船的时候,格拉斯哥却还在继续使用传统的铆接技术,这又大大影响了船舶的质量。最终,日本完胜,英国造船业全线崩溃,作为英国工业化时代最为重要城市的格拉斯哥也因为经济结构单一(以造船业为主),在失去张力之后,又没有韧性而随着造船业的崩溃迅速走向衰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底特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被周期淘汰的案例就更多了:阿根廷因为坚持单一的农产品出口(向土地寻租)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东产油国(向自然寻租)也是因为经济结构单一而无法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上两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因为不能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连周期都不能进入,因此,随着创新与产业革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它们就被世界经济的发展远远地甩在了后头。美国由芝加哥、底特律和匹兹堡这个铁三角组成的工业区则因缺乏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力而成为“铁锈地带”。这个曾经以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在高科技产业的冲击下逐渐走向没落,其转型之困难在于以上列举的这几个主导产业(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都会产生庞大的“沉没成本”,以致无法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走向新的周期。在“沉没成本”数量巨大的情况下,新的资本和产业是难以进入的,因为那些已经“沉没”的资本或者要素最终是会稀释或者消耗掉增量资本和要素的,在“腐尸”上创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沉没成本”的生锈,这个地区最终也就变成了举世闻名的“铁锈地带”。中国的东北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经济结构上的,同时也是体制结构上的,因此其在经济结构上的转型特别困难。从经济结构上来讲,中国东北与美国的铁锈地带非常相似,也是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沉没成本”。但是,中国的东北又存在着与美国铁锈地带不同的体制问题,那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和企业国有所造成的糟糕的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短缺,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吃租经济”,普通的劳动者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离去,要么等待政府的补贴,各级政府则消极等待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以,中国东北在经济结构转型上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得有体制“解锁”,其次是要尽可能释放“沉没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走向未来。


  最后,还有必要对日本这个典型案例单独加以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结构演化过程:随着农民不断离开土地,脱离农业来到城市,成为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劳动力,工厂也开始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升级改造生产盈利性更强的出口产品;随后,它们陆续从纺织业转向钢铁制造,又从钢铁制造进入平板电视,汽车及化工制造等更多领域;随着工厂在城市不断集聚,与制造业一同出现的中产阶级群体日渐增多,于是,从餐饮到保险,服务业开始繁荣起来,以满足这个新兴阶级的切身需求;此时,制造业让位于服务业,但是服务业对厂房与设备的投资远不及制造业,于是经济开始萎缩,至此,日本经济增长的张力已经没有了,余下的就靠经济增长的韧性了。


  这个路径还能改变吗?很难!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取得的工业化发展成就基本上都是学来的,日本一旦通过学习进入技术前沿,便会因为缺少原创能力而失去转向新的经济周期的能力,从而被淘汰出局。日本为什么会缺少原创能力呢?日本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因为日本首先实现了体制“解锁”。对此,曾经访学日本的傅高义通过对比拉美和日本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根据傅高义的分析,拉美社会的精英受益于旧体制,拥有大片的农场和种植园,生活舒适悠闲,不思进取。日本的精英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地主,对旧体制毫无留恋,他们的抱负是国家的赶超和繁荣富强。两国精英们对旧体制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导致了日本体制转型的成功与拉美体制转型的失败。


  但是,尽管日本的体制转型成功了,然而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则并不成功,稻盛和夫就其原因做了这样的解释,日本民族属于农耕民族,日本人的习性就是忠实地遵循自然四季的变迁,周而复始地进行相同的农业作业。如果不是这样,违背自然,就将难以生存下去。因此,忠实地依照自然界的规律,扎扎实实工作,反反复复努力,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人基本没有超出常规的、独创性的飞跃性思考能力。自古以来,在日本,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日本人心灵手巧,擅长改良改善,把外来之物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就是说,只有日本才有的、独特的文化或技术并不存在。


  日本大学的失败更是强化了日本社会的这种特征。日本把大学变成了年轻人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学生自我发展的地方(这才是大学的真正价值),大学一旦成为学习的地方,便无法造就适合于未来的人才,因为可以学习的知识仅代表过去,很快就会失去实用价值,且会导致学生对实验没有兴趣,进而失去好奇心等,结果日本的大学大都成为向日本大公司输送合格员工的“培训机构”,而没有能够像美国的大学那样成为科技原创的中心。


  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经没有张力可言,索洛增长的边界因为人口老龄化而难以扩张,罗默增长的边界则因为缺乏原创能力同样无法扩张。但是日本不会“死去”,因为日本有经济增长的韧性,日本经济增长的韧性在于城市化。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城市有自由,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那样的血缘与宗法的统治。城市的经济增长是超线性的,从而优于线性的增长,城市经济的这种增长特性带来两大乡村经济所没有的优势:一是报酬递增;二是非常长期的生命周期。


  城市经济的报酬递增效应源于马歇尔所说的聚集效应。聚集效应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生产在空间上的集中与距离上的彼此接近所带来的好处,马歇尔把这种好处归结为以下三大聚集效应:多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技术溢出,以及产业链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以上三大效应不仅带来了马歇尔所说的范围聚集与报酬递增效应,而且大大彰显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


  城市为何会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呢?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特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韦斯特认为人的生命周期与企业的生命周期都是有限的,但城市的生命周期却要长得多。原因在于人的生命周期曲线和企业的生命周期曲线都会随着“规模”扩张而从最初是超线性的变成线性和亚线性的,但是城市的生命周期曲线则往往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变成超线性的。比如人老了,新陈代谢率会降低,细胞再生能力会下降,最终导致器官衰竭,走向死亡。企业规模扩大了,企业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投入就会递增,管理的能力跟不上因规模扩张后产生的复杂性,这个复杂的系统就会因为无序的反馈而趋于瓦解或者崩溃。但是,城市经济就不一样了,根据韦斯特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成本是递减的(属亚线性),而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收益则是递增的(属超线性),这种趋势几乎长期不变,以致城市可以拥有很长的生命周期。


  马兹达·阿德里在《城市与压力》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城市发展中的线性问题做了更为仔细的分类,他认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在注册专利数、收入、艾滋病传播、犯罪等方面的增长率都为超线性的,它们平均要比线性增长高出15%,导致这种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城市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社交网络的乘数效应,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活在城市经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乘数,除非他拒绝一切社交,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能源消耗、水电消耗的增长率则是线性的;而加油站数量、公路网、有轨交通或电线铺设等基础设施的增长率则是亚线性的,其平均增长率要比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低15%。


  综合以上三种不同线性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出是超线性的,而其成本大都是线性(能源与水电消耗)与亚线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则基本上都是亚线性的),在城市扩张的成本中,只有疾病传播和犯罪率少数几项是属于超线性的。把城市扩张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做成一张城市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不难发现,在这张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增加速度远远要快于负债增长的速度。据此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结论:城市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城市的生命周期接近无限,城市经济张力强大。正因为城市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城市化势不可挡,世界现有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50%以上,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会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正在变成城市。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也有不少数量的城市未能走上超线性发展的道路,从而遭遇了“城市失败”。大部分走向失败的城市都违背了韦斯特原理,那就是没有实现城市经济本该有的产出报酬递增与成本投入递减的超线性增长。导致城市经济未能实现超线性增长的原因在于:


  第一,产业结构单一。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说,当一个主导产业消失时,便会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主导产业的消失会导致马歇尔所说的劳动力、技术与供应链这三大聚集效应的消失,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正外部性的枯竭,比如上文中分析过的格拉斯哥以及底特律就是这样的典型城市;


  第二,没有工业。工业消亡是一种经济上的失败,没有工业,就只有依靠服务业、房地产和金融(当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金融交易的),其后果大都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增长衰退,在这方面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缺乏自由。包括人口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自由的思想。城市因为是自由之地,才胜过乡村,才创造了工业文明。所以城市与自由须臾不可分。从实践中看,失败的城市大都是不自由的城市。首先,就像地理学家威廉姆·迈耶所指出的那样,在专制集权国家,人口流向城市是不自由的,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会增加政治反对派和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必造成城市规模不经济。


  其次,当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或者体系结构不合理,就会造成极高的通勤成本与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这样就会丧失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社交活动是一种产生新思想、新知识的活动,它带来头脑风暴、信息交流与知识溢出,是城市经济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最后,错用互联网的城市会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互联网平台用线上交易取代了线下传统的商业活动,从而让城市归于萧条。城市除了让人工作之外,还得让人可以生活,并且必须是丰富而又有趣的生活,其中消费购物是丰富而又有趣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了消费购物的乐趣,城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当人们居家办公和购物消费时,那么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与面对面对的交流也就会随之消失,于是,头脑风暴偃旗息鼓、信息交流碎片化与数字化、没有知识溢出只有算法偏见,城市就将从一个大熔炉变成一个空间密集的“现代村庄”与“钢精城堡”,天空下已无经济增长的张力。


  为了避免城市的失败,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城市发展必须多元化,城市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最为迫切的任务则是要迅速拯救那些已经被置于互联网统治下的城市。


  四、动态的技术创新


  什么样的动态技术创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呢?这需要对不同的对象主体加以区分。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只要能够提高生产率或者产品品质的创新就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凡能实现超线性发展的创新都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不管是工具体系创新还是最终产品创新,只要能够进入国际技术前沿,便可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比如专事国际软件分工的爱尔兰,以及理查德·戴维斯在《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中极为推崇的、依靠芬兰而进入国际资讯产业前沿的爱沙尼亚。


  但是,对于大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仅有工具体系的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能够推动经济周期向前演化的最终产品的创新。提高生产率与产品品质的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力、提高利润率,但不能推动周期演化,在市场需求既定的情况下,不过是产能与利润在异质企业间的一种再分配。城市经济中能够带来超线性增长的创新不一定可以开启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假如城市的各种创新带来的是城市活力、自由与收入的增加,那么它主要改变的是人口在乡村与城市的分布,当然由城市创新所造成的自由活力很有可能成为推动新周期的最终品创新的促进因素。工具体系创新主要是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并且经常会产生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比如用蒸汽机替代手工织布机,用内燃机替代蒸汽机,用流水线替代单机作业,用多维互联网替代单维的有线通讯等。但是,只有最终品的创新才能满足人类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通过增加消费的基数效用、改变消费的序数效用来扩大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是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而是增长与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张力由此而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张力的创新只能是可以把经济增长引向新的周期的最终品创新。从纺织品到家电、再到汽车、直至今天的个人电脑和手机,最终品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以致世界经济中每一次长周期的演变所带来的结果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着更高生活水平的升华与进化。


  五、一个简单的总结


  最后,我们将以中国为例,对以上各节所讨论的问题作个简单的总结。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经济韧性的文明,从而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未曾出现断层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韧性来自于大国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各朝政府都无法将之彻底剿灭的自发性非正规市场。即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但没有一个朝代拥有这样一种能力,用“组织”对市场进行完全的替代,从而将市场力量彻底剿灭。相反,任何一个朝代,只要竭尽全力、耗尽资源去消灭市场力量,经济韧性就会随之消失,等待它的必定是刚性的帝国覆灭。


  随之而来的新王朝,将会基于历史的记忆或者现实的困难,采取各种各样有利于经济复苏的“新政”(当然不是新的文明)来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简单地讲,就是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直至让市场交易合法化。在这方面,唐宋两朝做的相对较好,从而造就了中世纪中国的繁荣。并把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推到了最高点。随后的各朝在文化上越来越保守(重农)、在政治治理上越来越集权,这既与统治者的身份特征有关,也与外部入侵(早期是北方游牧部落,中世纪之后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有关,于是经济复苏的能力几近消失,从而导致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由高点向低点的跌落,直至近代被西方所超越。


  虽然中国的文明发展没有出现过断层,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却发生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演变过程。从夏商周到秦汉隋,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主要依靠外在的领土扩张(可参见中国历史地理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获得大国经济的优势。唐宋(宋朝的国土面积相对于秦之后的各个主要朝代是最小的)两朝则主要是依靠分权(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和正规与非正规的市场交换制度(包括内贸与外贸),把中国推向盛世,并且达到世界高点。但是在元朝之后,中国便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张力。从国家的政治治理上来看,元清两朝是种族主义的,这导致大部分被异族统治的人们是没有自由的,而明朝的统治则是高度集权的,明朝的皇帝通过剥夺“相权”、“将权”和“言权”把精英治理变成了个人独裁。从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来讲,重新回归保守的“重农主义”,反对包括内贸与外贸在内的商业活动。最后,历史地形成的、把“帝制”(源于秦朝)、“儒家文化”(源于汉朝的独尊)与“科举制度”(源于隋朝)三者捆绑在一起而形成的布罗代尔“钟罩”又弱化了中国文明转型的能力。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帝制”、“儒学”与“科举”三者被人为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便会产生强大的“正反馈”效应:“帝制”通过儒家文化的“形而上”成为正统;“儒学”通过“科举”而成为圣典;“科举”把所有知识分子变成维护“帝制”与“儒学”的既得利益者。这种正反馈效应导致内生性经济张力的匮乏,唯有依靠外生性的张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要么是依靠领土和人口的规模扩张,要么是依靠体制外贸易或对外贸易。当蒙古人入侵导致中国人口减少,当明朝政府重农抑商、紧缩通货、禁止海洋贸易,当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割地赔款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几乎消失殆尽。于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轨迹就像一条抛物线,经由夏商周和秦汉隋慢慢升起,在唐宋两朝达到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高点,然后在元明清三朝期间逐渐下沉。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废儒学兴新学,从而释放了自由和市场力量,并且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文明开始了从农耕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其中,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政纲、各种转型道路之争辩此起彼伏。直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对内改革建立正规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于是,我们既获得了内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又获得了外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化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我们不仅会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总量,而且也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将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走出历史,而不是重新回归历史。



(来源:第一智库网)


2021年0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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