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上了年纪的观众,想必还会清晰地记得,曾经有一部叫《没有过不去的年》的国产影片,暖心地陪伴我们度过了不平静的2021年年关。过年,对中国家庭来说就是过“年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年关”需要跨过,跨过去,一顺百顺;跨不过去,就会磕磕绊绊,使生活留下某种遗憾。家庭如此,国家亦然,特别对有着家国同构传统的普通中国人来说。

  


  这部影片在片名上就开宗明义地让主人公身处艰难的年关之际而苦寻过关路径。人到中年、声名显赫的剧作家王自亮,正遭受家庭、亲属关系和演艺圈等的重重挤压和撕扯:同远在美国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有隔阂,她们的国外生活和求学开销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与一同在北京生活的母亲有矛盾,表面孝顺的他与母亲在许多事情上看法不同,而母亲的迫切愿望是回老家与四个儿女一起吃顿团年饭;还与安徽老家兄弟和两妹妹有分歧,他们总有理由推辞与母亲团聚,家族亲情也出现裂缝;再就是同情人有纠葛,情人带她母亲来相亲了,他却舍不得现有家庭;再加上与演艺圈编剧项目委托人的矛盾。王自亮就这样强颜欢笑地周旋在事业、家庭、亲属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等多重困窘中,倍感“年关难过”。这个要命的年是否过得去?“过还是不过,这是一个问题”,颇有些类似于哈姆雷特所经历的生死难题。


  这部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以王自亮为中心的王家人在艰难的精神调整后平顺迈过年关的故事,以小见大地透视出当代中国人已经和正在亲历的精神困境:一群心灵无所归依的人,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归宿。以王家四兄妹为代表,他们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凭借自己的奋斗在物质生活上“富起来”了,即身体迈进“小康”门槛了,但心灵或精神仍然散落在门槛之外,在往昔岁月的某个角落间徘徊,遭受无家可归的撕裂及痛苦折磨。影片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就是以有力的现实主义精神触角,把王家人心灵分崩的痛苦毫不掩饰地剥露出来,唤起观众的反思性回忆,而从中转化出进取的能量。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但在世界很多国家依旧肆虐、全球性整体危机未除的特殊时刻,以及在中美关系承受多年未有的严峻干扰并连带使得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这样逼真而丰富的灵魂图像,给予当代中国观众以及时的体认和心灵传感效应。


  或许为了强化这种影像美学效果,编导在故事的时间和空间设计上竭尽全力又独出心裁:一方面把王家人的命运放到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变迁轨迹中去透视,让观众目睹主人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幕幕历时态变迁图景,例如其物质生活如何富裕起来,又如何花钱安排妻女移民到美国等;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中国城市生活繁华景观、乡村生活小康气象和国外生活安逸又竞争激烈等三重空间的景观中,组成一幅全球化共时态城乡空间并置交融场域,让观众看到王自亮如何轻松自如地在北京与母亲相聚、与情人约会又回到合肥与弟弟妹妹们相聚,以及飞到美国同妻女团聚等。影片精心编织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多元时空交错坐标系,在其中映现这个独特转型时代多种类型人物的个人灵魂流浪史,由此形象化地体现了鲜明的历史变迁理念、社会阶层分化意识和全球化与地方化交融视角。这应当是这部影片的一种影像美学独创,可以寄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中国人特有的丰厚而多味的年代意义体验。

  


  一部影片要立起来,主要得靠成功的富有独特性格特征和深厚内涵的人物形象。王自亮是一个被肉体享乐与精神完善、妻子与情人、虚伪与诚信等多种力量撕裂而又尚能自觉挣扎的文化人形象。其兄弟王自建,这位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官员却挣黑心钱,就连对乡亲们也敢下黑手。妹妹王向藜和王向薇则分别在屠宰场和剧院的岗位中难掩其精神孤独与失落。全片中最令人难忘的核心人物毫无疑问的是母亲宋宝珍。在王家,她是儿女们慈祥、坚韧、包容的母亲,也是孙辈眼中敬爱的奶奶、外祖母;而在安徽老家,她是弟子们心中永远的“女神”、救苦救难观音菩萨般圣洁的人物。正是她的神一般存在及感召力和凝聚力,让这个濒临溃散、形在而神已散的家庭能够消除重重误会和障碍、重新找到赖以凝聚的核心点;同时,也辐射到家庭以外的其他家庭中,为她的学生辈现在及未来生活找到散落已久的精神重聚的焦点。她的昔日弟子元能长年遵从恩师教导,安贫乐道于安徽乡间生活,有着圣徒般平凡而崇高的精神人格,宛若儒家“复圣”颜回之再生,集中体现出宋宝珍老师仁爱、宽厚、包容精神人格的当代传承。这一老一少,构成全片中一道带有中国式传统温润感的精神之光,恰与王自亮、王自建兄弟物质糜烂、精神溃败的生活形成镜像般鲜明对照。影片塑造的优秀教师,可以教出优秀学生但难以教出优秀亲生儿女的事实让人遗憾,从而引发一些反思。在影片结尾的家庭团叙仪式上,正是在宋老师和弟子元能崇高精神的烛照下,罪已难赦、无可救药的王自建显出幡然悔悟的迹象。王自亮是灵魂已然堕落但还可挽救的文化人之代表,两个妹妹也重新打开心扉感受家庭的温暖,王家人以一面镜像姿态映照出当代中年人迷魂落魄而又重新温润如玉的精神画卷。


  影片在整体上寻求影像逼真、精致、可信,在细节设计上力求逼真而生动,例如宋老师在家养猫的镜头、家中的布景,都能唤起观众的年代感。影片结尾回到安徽乡间,家庭团叙仪式场景有着独特的徽州民俗民间风貌,烘托出浓郁的中国年味。不过,假如撕裂带来的疼痛感能再严厉些,结尾的大团圆能再保留必要的残缺感,以及在召唤传统价值观的拯救时能注意探寻其当代转化途径,那么影片当更具美学与文化深度并能蕴蓄更丰厚而深长的兴味。


  总的看,这应当是一部在岁末年初,穿越当代社会各圈层间,在不同观众群中唤起共情体验、达成共同价值认同的、具备艺术公赏力的作品,是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的中国人,同感共生、激发民族共同集体记忆的具有鲜明年代标志性意义的力作。在我看来,好作品是一定要有美学个性的,深深地植根于编导人生体验基础上,既敢于揭示中国人群体精神之痛、之殇,也能展现其重新寻找精神家园的心灵趋向。在这方面,该片美学效果集中体现为尖锐的撕裂感与中和的温润感相互交融的双重兴味,称得上是一幅尖锐与温润交融的双重精神镜像。既不加掩饰地暴露当代中国家庭及个人正在经历的精神撕裂困境,又同时让观众产生重新寻找灵魂家园的自觉冲动,给人以温和柔润的慰藉,正像影片里说的“妈在,家就在,没家就完了”。假如确实抵达了这种美学境界,该片就应当已经跨越一些影片那种只停留于“悦耳悦目”境地的局限,而攀登到可以“悦心悦意”的高度了。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1年0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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