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20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样本包括当时16个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19年后,这些国家中有10个成功地越过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分类门槛(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借助经济理论,我们想弄清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而有些国家却没有。


  图1 人均收入(用阿特拉斯方法以美元现价计算)

  


  更正:图中蓝色应为2000年,因编误。注:国家(从左到右):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乌拉圭、匈牙利、波兰、智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保加利亚、巴西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我们会关注于一系列的相关性,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关系,而且很多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双向的。例如,我们会发现高收入与受教育程度是相关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国家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才能实现高收入,但也有可能是那些成功变富的国家才开始有更多的钱花在教育上,而后者导致了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这两组国家2009年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评估,我们认为2009年的基本面是造成2019年结果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依赖索洛模型来解释国家之间的财富差异。这一模型中,高人均收入来自于对有形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广泛使用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对这些投入的使用效率)。


  图2显示了这两组国家在2009年如何广泛使用资本和劳动力。未达到高收入门槛的国家(简称不成功国家)劳动人口占比中位数更高,相反以衡量,成功达到高收入门槛的国家(简称成功国家中位数)资本占GDP比重中位数更高,比不成功国家高出约四分之一。


  图2 劳动力及资本投入(2009年)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佩恩表


  经济学家强调,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罗伯特·巴罗对索洛模型进行了重要修改,以体现“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图3显示,从中位数上看,成功国家比不成功国家更倾向于在教育上进行更多的投资。特别是,成功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中位数接近不成功国家的两倍。因此,成功国家能够通过对工人教育进行投资来弥补其相对较低的就业率。对于那些正在经历人口变化并且面临劳动力萎缩的国家来说,人力资本质量尤为重要。

  图3 入学率(2009年)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看完了资本和劳动力这种有形投入,我们再来看一下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进步,这反映在新产品或更好的做事方式中,技术的进步通常来自于对研发的投资。图4显示了两项与研发相关的指标,即:(相关)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以及每千人中的研究人员人数。令人惊讶的是,不成功国家的研发投入GDP占比比成功国家高13%,但不成功国家聘用的研究人员仅为成功国家的一半。


  这些指标表明: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是一项“人的事业”。成功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研发资源分布越广泛,科技进步越有可能发生。

  图4 研发相关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第二个来源是一套可以使经济参与者尽可能提高效率的完善激励措施,这些措施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而产生的。


  其中之一便是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开放的贸易制度能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并允许出口商们有效地获取投入。此外,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出口商会有足够的动力生产一流的商品和提供一流的服务。图5显示,成功国家相较于不成功国家在贸易上更为开放,他们贸易的GDP占比会高出约30个百分点。


  第二个机制就是对国内市场良好的监管。需要明确及稳定的规则来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聪明的监管能避免市场陷入混乱,如图5所示,成功国家监管质量较高,而高质量的监管很可能会提高市场效率。

  图5 竞争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政府可以提供实物、法律和社会框架来支撑高收入目标的实现。哈佛大学的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指出:“……如果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可靠的药品授权系统和健康保险,那么生物医学工厂将更具价值。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动,包括大量的法律法规条文和数以千计的政府机构。”


  这些框架的有效制定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图6显示,成功国家能够更好地调动本国的收入用于投资公共产品、卫生和教育。而且,成功国家的政府比不成功国家的政府更有效率,说明由政府投资被浪费的概率更低。

  图6 政府指标(2009)

  


  来源:世界银行、第一财经


  分析成功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首先,实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都很重要。其次,研发资源应更广泛地分配给研究人员。最后,制度非常关键。各国的应该开放贸易,并纳入高质量的监管体系。各国政府需要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提供实物、法律和社会框架,还需要确保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要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大概还需要15年的时间。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与那些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表1列出了最近几年中国以及两组国家在上文提到的各个指标的具体数值。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实物资本方面表现非常好,但是在人力资本上有些落后。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但在贸易开放性和监管质量方面比较落后。尽管中国政府效率评级接近成功国家的中位数,但其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接近不成功国家的中位数。


  十个成功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适用范围有限。与这些国家(表1)相比,中国经济规模更大,对服务业的依赖更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比成功国家的中位数低三分之一,但如表1所示,中国在一些地区已经超过了成功国家,这为成为高收入国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表 1 中国与两组国家的对比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2020年11月19日)


2020年11月20日

安邦智库11月15日战略预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可能会有微妙调整
熊志:网红体验“搬砖小妹”翻车,不仅仅是道德问题

上一篇

下一篇

柯马克:中国通向高收入国家之路

添加时间:

留言板
留言标题:
留言内容:
联系邮箱: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