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杉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编剧之一,其代表作有《上甘岭》和《党的女儿》等。许多年了,每年的建党节前后,许多电视台都会播放《党的女儿》;这段时间,《上甘岭》又成了重放的鲜花,十分耀眼。关于《上甘岭》的创作,林杉1957年在《中国电影》上,曾以《深入向生活学习,忠实于生活》为题,较详尽地谈了电影剧本的创作经过,其中的一些话题,我觉得,依旧有展开的必要。


  这部电影问世至今60多年了,成为经典,其艺术魅力超越了时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上,有一个介绍优秀影片的展板,《上甘岭》位列其中。在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组织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和典型人物形象表彰大会上,《上甘岭》位列榜首。电影文学剧本《上甘岭》1955年创作完成,之后林杉由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与沙蒙共同导演了该片。1957年4月全国公映。有评论说,“它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战争名片相比并不逊色”,“它将中国战争片创作推向一个新高峰”。


  在银幕上表现上甘岭战役的念头,起自1953年10月(上甘岭战役结束一年后),林杉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随贺龙率领的第三届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一天,他参观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纪念馆,在上甘岭战役的庞大模型前,一位十八九岁年纪的战士,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志愿军战士们如何在坑道里熬过了20多个昼夜,如何跟头顶上的敌人作战,如何战胜饥渴的威胁,如何在敌人炸药包、毒气弹、火焰喷射器下生存。英雄们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使他产生要在银幕上表现这些英雄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回到北京后,他把创作的想法说给导演沙蒙听,沙蒙听了也很激动,两人经时任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同意,出国采风。1954年初,林杉与沙蒙一起以志愿军战士的身份再次赴朝,在朝鲜深入体验生活半年多。


  对于战争、对于部队生活,林杉并不陌生。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山西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组织部长,后以特派员身份被派往山西灵石县,参加组建洪赵临霍灵石五县游击大队,任游击大队政治处主任。他熟悉游击战乃至小规模运动战,但对上甘岭战役这样的现代化战争却比较陌生。于是他与沙蒙等拟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上甘岭战役材料搜集项目”,阅读研究了关于这个战役几乎全部档案材料,掌握了这个庞大复杂战役的各个方面。


  在上甘岭一带,他们待了一个星期。他们爬上主峰阵地,当时,在阵地上随便抓起一把土来,就能看到土里夹杂着尸体的碎骨,切实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惨烈。他们在当年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方伫立良久,想到这位青年英雄在几次身负重伤以后是如何一步步向前突进,最后又如何以自己的胸膛挡住了火力点。 泪水模糊了双眼。他们访谈了参加这一战役并还在原部队的全部57名英雄,接触到了这些英雄的心灵,记下了25万字的采访笔记。这个过程是思想受洗礼、精神受震撼的过程,是熟悉这场战争、这次战役和英雄战士的过程。


  如何艺术地表现这场战役和战役中的人。在与57位英雄深入接触后,林杉曾经产生一种感觉:每一位英雄的材料都可写成一个戏或一部电影。但他认为,此时还没有达到可以开始动手写的“火候”。他认为,这时开始创作将可能出现一种不正常的“早熟”状态。他感到,早熟会使创作走弯路,甚至失败。要克制创作冲动,再继续深入下去。深入,就是对最激动心灵的人物进行再了解。指挥上甘岭战役的一位师长领来一位叫张继发的虎将,当时已是营参谋长,上甘岭战役时是连长,立了一等功。张继发与林杉他们吃住在一起 ,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就是电影中八连长张忠发的原型。当时流传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黄继光是上甘岭战役中最令人动容的英雄人物之一,林杉与他身边的战友交流,听他的连长谈了6个小时。他深切地感到,我们获胜的最根本的因素是志愿军指战员所表现的那种崇高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力量。“为了人类和平,视死如归”最恰当地概括了志愿军的英雄气概。


  如何结构电影,有多种意见。有不少人,甚至有的部门以正式的公函提出意见,要求把这部作品写成像“攻克柏林”或“伟大的转折”这样的影片。他们提出,必须加强指挥所这条线,戏剧的重点是我军指挥方,才能显示出战争的规模;对敌方的描写应出现高级指挥人员,否则将影响这部电影的“气魄”。但林杉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部记录片,这样会妨碍集中力量去写熟悉的人。林杉坚持要写人,他确定这部电影集中精力写一人——连长张忠发,一事——坚守阵地。关于戏剧矛盾的处理,主要矛盾是敌我双方的斗争,多表现为飞机大炮的外部动作,在撤进坑道以后,这个矛盾的推进与展开很难。在这个主要矛盾下面,展开部队之间人与人的性格上的矛盾。林杉认为,如果没有人物关系性格上的描写,电影大部分篇幅放在黑糊糊的坑道里作戏,其结果是很难想象的。他确定,全剧的贯穿结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七个字——接(接收阵地)、撤(撤进坑道)、留(坚决要求继续留下作战)、转(主动出击促战略转移)、出(为保护坑道小部队出击)、熬(为最后胜利必须熬下去)、反(大反击)。节奏应是紧张,但要有起伏,要有快有慢,有紧有松,有动有静。要把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产生的痛苦、喜悦、苦闷、激愤、悲伤如实地表现出来。


  60多年过去了,他的这些创作经验我感到并未过时。


  有电影史论者谈到,《上甘岭》这部“影片之所以具有动人心弦的长远魅力,关键在于创作主体能够将强烈的创作激情较好地实现在对战斗英雄真诚的颂赞之中”。我很认同这个判断。其中的“强烈”与“真诚”尤为重要。我想,影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就林杉而言,他的不平凡经历和思想艺术上的积累,为他的创作做了思想准备、艺术准备、能力准备。林杉一生,无论工作还是创作,总是充满着激情。他1930年16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坐过5年国民党的监狱,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也蒙受过不白之冤,可谓九死一生,但他始终无怨无悔。1949年,他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调入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艺术委员会任秘书长,从此开始电影剧本创作。先后完成了《吕梁英雄》《上甘岭》《党的女儿》《风从东方来》等12部电影文学剧本,11部被搬上银幕,其中10部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一年一部的速度,可见他当时的创作力是相当旺盛的。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表现他与战友在国民党监狱斗争生活的,取名《凤凰涅槃》,但未及完成即去世。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林杉的创作都是在沉思与苦熬中临盆的。


  林杉的电影作品大多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带有当时的印迹,不过,其中所饱含的革命激情是纯真的,对于艺术创作的追求是纯粹的,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态度是纯净的,经得起时间的推移与检验。我以为,一部作品要臻不朽,其作者对于艺术追求的纯粹性恐怕是基本的,否则,就可能是沙滩上一座又一座砂器,大浪扑来,无影无踪。




(来源:文艺报)


2020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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