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数字经济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如今,中国占据全球42%的电子商务,拥有全世界1/3最成功的新兴科技企业,每年的移动支付规模是美国的11倍。不过,种种挑战也随之而来。

  毋庸置疑,得益于活跃的创新生态系统、监管机构和政府对科技的支持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正处于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有7.31亿网民,超过欧盟和美国网民数量的总和。

  这些因素支持着有关中国金融科技市场高速增长的预测。高盛公司预计,在2016年到2020年间,消费相关的第三方支付总额将从1.9万亿美元增长到4.6万亿美元,非传统参与者的贷款额将从1560亿美元飙升至7640亿美元,而新的互联网导向的资产管理总额将从8.3万亿美元增加到11.9万亿美元。

  此外,中国正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增加投资。在《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之路》这篇报告中,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根据人工智能普及利用的速度,该技术每年能为中国GDP增长贡献0.8到1.4个百分点。本月早些时候,“谷歌AI中国中心”在北京成立,启动者是身为华裔的李飞飞——谷歌公司云计算领域的首席科学家。

  然而中国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如麦肯锡公司近期的另一份报告《数字时代的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所指出,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仍然是中国的4.9倍,而且在中国国内,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

  在缩小这些差距的同时,中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麦肯锡公司指出,到2030年,数字化有望转移并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四个关键部门(消费者与零售、汽车与出行、保健、运输与物流)行业总收入的10%到45%。这意味着价值链的严重分解,以及就业、消费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

  如果中国要保证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应对剧变带来的风险,其领导者就必须实施明智的规则。这需要深思熟虑,仔细考量迄今为止数字经济的所有推动因素与阻碍因素。

  就算在十年前,也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中国数字化的巨大突破。事实上,作为中国的两位主要互联网先驱,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都经历过早先的失败。不过好在中国领导人愿意尝试,允许获取外国资本与技术,使这些先驱者能在其他地区上市——腾讯在香港,而阿里巴巴在纽约。

  由于他们利用了新兴的数字技术——更别提中国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来构建服务,这些先驱者引领了中国数字经济的飞速进步。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拓展了进入市场的途径,降低了交易成本,淘汰了阻碍生产力的传统中间商。腾讯的微信减少了个人之间沟通、互动、协作和社会化的成本,刺激了各行业的创新。两家公司都打破了制造、分销、媒介和金融壁垒,进而实现了规模化,拓展了范围,提高了速度。

  这些成就制造出大量生产力、收入和财富收益,是私营部门创造性的有力证明。但它们是由国家推动的,而国家对功能性规章制度采取了灵活的不执行政策,不仅在中国扩大了私人市场,还将这些市场与全球经济整合。

  然而,基于市场的创新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有关创新的展望也往往过于乐观。拿中国的数字经济来说,不完善且滞后的规则与执行,加剧了失衡的商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出现严重漏洞——从金融和债务风险,到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这些问题都由政府负责处理,而中国政府过去五年里通常试图使用陈旧、不完善但是现成的管理手段来做这件事。单是去年,中国当局就接连不断地收紧了针对加密货币比特币、B2C融资平台、影子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债务与证券市场的相关政策。

  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消除让风险激增的潜在弱点。因此,中国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制度,来处理企业的倒闭,承受损失,管理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尤其需要完善破产程序、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以及减少不平等的累进税制度。与此同时,为应对市场滥用,中国应出台更健全的竞争法和反腐机制,以及更强有力的环境法规。

  数字经济天生是亲市场、亲生产力、亲全球化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它会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造成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在一个技术飞速进步、人口结构转变和气候变化引发大规模剧变的时代更是如此。

  挖掘数字经济潜力、规避下行风险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社会制度,保护产权,确保市场的有效性。换言之,所有一切归根到底是要清楚、适当、有效地界定国家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来源:中美聚焦网)


2018年0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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